白宫近日发布新版《国家安全科技战略》（NSSTS），这是美国政府近年来首次以专门战略形式系统部署国家安全领域科技政策。战略明确提出，美国科技领先本身就是国家安全目标，并围绕“聚焦、韧性、敏捷、安全”四大支柱，引导联邦研发资源向14个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集中。
2026年4月1日，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系统”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执行“阿耳忒弥斯 2 号”载人绕月飞行测试任务。这是美国自1972年以来首次载人飞向月球
此前，美国政府更多从产业竞争、技术优势或出口管制角度部署关键技术政策，此次战略更突出科技与军事、安全、产业链、人才、资本、国际规则的系统联动。特别是将人工智能（AI）、先进制造、半导体、量子、核能、航天、网络安全等技术直接嵌入国家安全战略，意味着美国科技竞争正从“限制单项技术发展”进一步转向“重构科技体系竞争”。这一重要变化值得高度关注。
该战略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牵头制定，服务202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适配《芯片与科学法案》相关要求。其核心定位在于，推动美国科学与技术企业成为支撑美国军事能力、国土防御与经济安全的直接工具，使科技领导力本身成为国家安全目标的组成部分。
从“技术优先”到“国家安全优先”
新版战略最值得关注的，并非14个技术领域本身，而是美国正在改变确定科技优先事项的逻辑。
过去数十年，美国科技政策更多强调基础研究自由探索、市场机制驱动与广泛技术覆盖。而新版战略明确要求，美国国家安全科技体系必须做到“聚焦、韧性、敏捷、安全”，使联邦研发活动直接服务国家安全目标，并通过建设科技人才队伍、强化研发基础设施、定向配置联邦资金、扩大政企合作以及利用盟友能力等方式推进实施。
在“聚焦”支柱下，战略将战场主导权明确指向水下、太空与AI/自主系统三大优先领域，同时将空中优势、远程精确打击与C5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网络、情报、监视与侦察）列为关键支撑。
AI炒股配资“韧性”方面，强调通过前瞻评估、异构冗余与本土化生产能力，降低关键供应链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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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层面，呼吁打破传统避险文化，推广其他交易授权（OTA）、里程碑固定价格合同与快速迭代机制。
“安全”支柱中，则进一步强化对联邦资助研究的全周期审查、对外投资限制与敏感数据保护。
从技术领域看，美国进一步聚焦关键和新兴技术范围。新版清单包括先进制造与材料、AI与自主系统、生物技术、通信与网络、定向能、未来计算、高超音速与先进导弹、信息管理与网络安全、核能、定位导航授时、量子信息技术、半导体与微电子、传感与特征管理、空间技术等14个领域。
与2024年18类清单相比，明显减少了一些商业化程度较高、战略安全属性相对较弱的领域，同时强化或新增后量子密码、集成光子学、高熵合金、二维材料、加固型操作系统等方向。数据中心、电池、增强现实与虚拟现实等此前受关注的领域则被移出。
这体现出美国科技政策思路的重要变化：不再追求覆盖尽可能多的技术，而是把有限的政府资源集中到能够改变未来军事能力、产业竞争力和战略安全格局的“少数关键节点”上。
战略文本多次强调“可负担且有效”的解决方案，主张在高精尖平台与大规模低成本智能系统之间实现高低搭配，从而在成本与效能之间取得平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美国发布的并不只是一张新的技术清单，而是一份试图重新组织国家科技资源的“作战地图”。
三大竞争“主轴”
从14个领域的内部结构看，美国正在形成以AI为核心、以半导体和先进制造为底座，以量子、核能、航天等前沿技术为支撑的国家安全科技体系。
AI的战略地位尤为突出。战略不仅将其列为独立优先领域，而且明确要求将基础模型能力转化为多域作战优势，包括感知融合、复杂决策、集群协同与对抗环境下的鲁棒性（用于反映一个系统在面临内部结构或外部环境的改变时也能够维持其功能稳定运行的能力）。
半导体则被重新定位为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关注点从先进制程节点扩展到先进封装、异质集成、专用加速芯片以及光子与二维材料等下一代路径。
空间技术方面，战略将竞争范围延伸至超低地球轨道直至地月空间，强调快速响应发射、在轨服务与威胁对抗能力，直接服务于力量投射与战略威慑。
由此可见，美国科技竞争的重点正在从“谁掌握某一项先进技术”转向“谁能够率先形成跨技术、跨产业、跨军事领域的系统能力”。这种系统能力不仅依赖单项技术突破，更依赖技术之间的耦合、工程化转化速度以及与作战需求的快速对接。
科技、产业与安全政策加速融合
新版战略的另一个重要信号，是美国政府正在进一步打通科技研发、产业发展、军事采购和国家安全之间的政策链条。
战略明确提出要减少过度监管和传统政策对创新的约束，推动联邦政府与企业更紧密合作，并改革国防采购机制，缩短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的时间。具体措施包括推广其他交易授权、里程碑式固定价格合同、多方竞标淘汰机制，以及允许表现优异的科研人员将部分工时投入国家安全领域的相关攻关。同时，强调更新或废止过时法规、加速安全许可审查，并在合规前提下拓宽科研人员与作战需求方的交流渠道。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对科技创新的介入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更多通过基础研究投入、科研项目和军方采购推动创新；如今越来越强调“政府定方向-企业主导创新-资本加速投入-军方快速应用-政府保护供应链”的闭环。联邦资金被要求更多聚焦私人资本动力不足、但国家安全需求迫切的领域，而在商业潜力明确的方向，则更多依托公私合作与市场需求。
这一变化与美国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产业和科技政策形成呼应。从芯片补贴、先进制造投资，到AI基础设施建设，再到关键矿产和供应链安全，美国正逐渐形成一个以国家安全为牵引、以产业链控制为重点、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政策体系。
战略还特别提出，要通过持续开展前瞻性技术评估，识别关键技术供应链中的“单点故障”，评估技术发展可能对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并提前采取竞争、限制或合作等措施。这意味着，美国对科技安全的理解正在从“防止关键技术被别人获得”转向“确保关键技术体系不会被别人改变”。
“科技联盟”成为新抓手
新版战略的另一突出特征，是更加重视盟友和伙伴科技能力的整合。
战略明确提出，把盟友和伙伴的科技能力作为美国国家安全能力的“力量倍增器”，扩大在AI、核能、量子、先进通信、定位导航授时和空间等领域的合作，同时加强科研安全、投资安全和供应链安全。战略还特别提到，美国正与澳大利亚、英国等加强关键矿产、能源以及潜艇产业基础等领域合作，支持通过双边技术协议与多边机制实现标准与规则协同。
这意味着，美国正在尝试建立一种新的“科技联盟”模式：不是简单要求盟友增加科研投入，而是推动盟友在技术研发、产业链、资本、人才、出口管制和标准规则等方面进行政策协同。联盟成员被期望在供应链去风险、敏感技术保护与国际标准制定中采取一致立场，从而将美国的技术优势转化为更具结构性的体系优势。
从全球产业链角度看，这种模式的影响可能比单边出口管制更大。如果美国能够进一步推动盟友在先进芯片、AI、量子技术、高端设备、关键材料等领域形成统一的技术安全标准，全球科技产业链就可能由过去以效率和成本为主要导向，进一步转向以安全和阵营为主要导向。技术标准、投资审查规则与出口管制清单的协同，将使“安全供应链”逐步成为部分关键领域的常态。
换言之，美国正在努力把自身的科技优势转化为“体系优势”，再把体系优势转化为全球科技规则和产业链影响力。这种转化不仅依赖国内政策工具，也依赖盟友网络的制度性协调。
系统性外溢效应不可忽视
美国新版《国家安全科技战略》释放出的一个重要信号是：科技已经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体系的基础设施，科技竞争正在从“争夺技术制高点”转向“争夺科技体系主导权”。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建立起绝对优势。美国同时面临诸多深层问题——科研生产率下降、产业链外移、人才政策与科技开放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等。美国政府近期强调吸引全球高端人才，但同时又采取提高部分签证成本、加强科研安全审查等措施，这种“吸引人才”与“限制开放”并存的政策矛盾可能削弱其创新生态。此外，传统大型国防项目维持与新兴低成本智能系统之间在资源分配、监管松绑与安全管控上的平衡，仍将是长期挑战。
从全球视角看，更需关注美国战略可能带来的系统性外溢效应：关键技术供应链可能进一步分化，科技竞争可能从企业层面上升到生态与体系层面，国际科技规则与标准话语权的争夺也将更趋激烈。总之，技术评估、供应链韧性与盟友协同的制度化，正在改变全球科技资源配置的底层逻辑。
作者：朱帅（赛迪研究院研究员）基金股票配资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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